用书包把我儿子的灵魂带回家

摘要: 对失踪者家属而言,等待中的每一秒都是漫长而痛苦的。

朱斯托·奥科特,72岁,乌干达人。


他的大儿子查利于1998年失踪。

“我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全家人也都悲痛万分。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心痛。儿子失踪后,我再也没收到他的任何消息,也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抱有希望。

这个包是查利的,我留着它当个念想。如果有一天我得到了他的死讯,我会把包拿到妻子家,一起悼念儿子,这样才能把他的灵魂带回家。”     

1986年到2006年间,约有75000人在乌干达北部被绑架,他们的年龄主要在5岁至20岁之间,至今仍处于失踪状态。

对他们的家人来说,等待是漫长而痛苦的,只有通过亲人留下的东西来寄托这份思念。

艾丽斯·阿卡约,42岁

“2003年,我12岁的儿子杰弗里·奥伦加失踪了。我们等了好久,一直盼着他回来,但如今希望越来越渺茫。

这是他养的山羊,我一直都替他好好养着。就算我自己没吃的,也不会让它饿着。”

弗朗西斯·奥皮拉,46岁

“1997年,我的父亲被杀害了。2002年,我17岁的弟弟戴维·奥森又失踪了。

他只留下了这副弓箭,他以前常用它们捕猎。他是个捕猎能手。”  
 

阿姆农·阿布瓦耶,73岁

“我儿子文托里诺·奥奥拉,当时20岁左右,在乌干达北部的冲突中失踪了。许多人回来了,但他没有,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我需要知道儿子的下落,就算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想知道他最终的下落。

我们的传统很重视葬礼。武装人员把东西烧得一干二净,就剩下这间他自己盖的房子。我就住在这里,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看着这房子,我就想起他来。”  

马丁和维多利亚


“我们有四个孩子。头两个孩子20年前就失踪了,另外两个孩子很小就夭折了。我们从来不指望孩子能回家,毕竟已经失踪太久了。而且他们失踪的时候太年轻,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让我们怀念。

但我看到妻子和自己,还有我们现在悲惨的处境,还是会想起我的孩子们。我知道,如果他们还在,我们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约翰·阿托亚,71岁


“有一天,我27岁的儿子戴维骑了我的自行车去集市卖我们酿的酒,但再也没有回来。有时候我们觉得他还活着,但转念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早就回来了。

现在我只有他的褥子,家里其他人在用,还有他被绑架时骑的那辆自行车,但也只剩个车架子了。” 

奥迪拉·马尔科,72岁

“1995年到1996年,我跟家人住在坎帕拉村,但那里的局势一片混乱,动荡不堪。有一天,我们让14岁的女儿比阿特丽斯·拉拉姆去集市买木薯,结果就再也没等到她回家。

我和妻子七天都吃不下饭。我一直都难过得要命。现在我们只能守着这个罐子思念她。女儿以前用这个罐子酿啤酒,攒学费。”    


乌干达的失踪人员问题并不是特例。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每天都上演着同样的悲剧。武装冲突、暴力局势、自然灾害或移民问题都会导致人员的失踪。

失踪问题有多严重?

不论是军事行动中失踪的战斗员、逃难时走散或被强迫加入武装组织的儿童、无法联系家人的被羁押者,还是与亲人失去联系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和移民,每年都有很多人面临失踪的危险,而且这一问题现在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虽然具体数字很难确定,但是据估计全世界失踪者人数至少达数十万之多。(建议点开图片查看大图)

一个人失踪,会带来多大影响?

由于亲人生死未卜,家人只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有时,他们苦苦等了几十年,还要忍受情感的孤独和社会的孤立,周围人甚至将他们视为倒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由于失去了家中男性成员的保护,女性可能遭受侮辱和排斥。

除了心理影响,家属们还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失踪人员的生死没有获得法律确认时,家人难以领到社会福利、变卖家产或再婚。如果失踪人员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那这个家庭现在如何获取收入?

帮助失踪者家属,我们能做些什么?

如果人还活着,就需要找到他们并加以保护;如果已经死亡,就必须搜寻他们的遗骸,进行妥善处理,尽可能对其进行身份辨认并归还其亲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给失踪人员家属提供帮助。但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和其他部门需要加大努力来缓解这么多人的痛苦。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复杂、最具挑战性和最缺乏报道的人道问题之一。

8月30日是国际失踪者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Disappeared)。


设立这一纪念日的目的是为了呼吁各国政府及相关组织尽一切努力确定失踪者下落,关注并解决失踪者家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他们需要一个理由
允许自己走出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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